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多元评价促高考良性循环
——专访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梁育民
要从三个层面认清高考的本质：功能性本质是为高校选拔人才；社会性本质是给全体参加高考的学生一个公平；哲学性本质就是妥协，是高中和大学的需求矛盾的统一和妥协。
山东、广东、海南和宁夏4个全国首批实施高中新课改的省区今年率先进入高考。作为基础教育领域重要的变革，这4个省区的高考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日前，教育部考试中心梁育民副主任接受记者专访，畅谈今年新课改的命题思路、特点及对未来考试命题改革的想法。
促成新课改与新高考的良性循环
“就命题思想和原则而言，四省区新课改高考与目前的高考一致：指导思想是两个有利，基本原则是科学、公平、安全、规范八字方针。”梁育民副主任说。
新课改高考的命题更关注两个问题。梁育民说，第一就是难度。要确保平稳过渡，确保今年的新课改命题各试卷难度之和不难于往年。实际上，难度稳定或适中是试验区关心的首要问题。新课改的实施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随之而来的新高考也不能一步到位，它是对新课改进程的反映。新课改后的高考要兼顾改革力度和考生、教学甚至社会的承受能力，不要步子过大，应逐步到位。
第二就是注意适度体现新课改的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注选修课程考查方案的落实，二是适度体现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考查，三是各地所选的教材版本较多，要熟悉各种版本，避免试题有意无意地反映出教材倾向性，四是适度体现探究性能力考查。
新课改的高考试卷结构与目前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试卷相比，主要变化就是增加了选作题。梁育民说，此次新课改高考，公众很关注能力考查。新课改的能力考查注重把原本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变成已知条件，减少学生的负担。
梁育民副主任说，“我们希望这次高考能够十分准确地反映课改的实际。新高考对新课标实施实际很难一步反映到位，是感性到理性不断进步的过程。”
梁育民表示，从目前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来看，结果比较令人满意。他介绍，2008年江苏，2009年天津、福建、安徽、辽宁和浙江，2010年，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和湖南将陆续进入新课改高考的序列。教育部计划2010年在全国推广新课改，到2013年高中生都将参加新课改高考。
多元化评价不能因为诚信不足就不做
现行高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以一次高考成绩论英雄的评价方式过于单一化，社会各方面不断呼吁进行多元化评价，降低高考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比如，新课改倡导的综合素质评价和基础会考成绩。
所有呼吁的声音也在担心同一个问题：社会的诚信度能保证考试成绩之外的评价不作假吗？
“国外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诚信度。”梁育民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英国把平时教学的学科成绩按照一定的比例计入考试成绩。最开始，不同学科的平时成绩所占考试成绩的权重在10％~20％之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增加到30％~35％。可是现在人们又认为这种平时成绩不可信：有的作业是家长或者老师帮着做的，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学生的水平。于是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又要调整到10％~20％。
梁育民认为，对高考来说，除了考试本身的改革之外，在大学录取或者中学评价中，应注意使用其他评价，并注重研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做法。如果评价的维度增加，教学与考试评价的改革齐头并进，中学全面的素质教育和考试的关系可以由分力变为合力，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一考定终身的局面会改变。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方面不诚信就不作努力。如果因为不可信就取消那些能评价出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手段，最后的结论只能是更极端的结论。我们应该做的是让这些评价由不可信变为可信。”梁育民说。
评价改革只是一个方面。梁育民说，统考也需要改革和完善，比如说统考科目组的确定问题、题型和题型比例的问题、知识范围的宽窄与深浅的关系、能力考查的学科化问题。
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用总分相加录取考生的国度，就是我们用原始分录取考生，而非标准分。梁育民认为，不同科目的分数性质不同，把不同性质的分数相加选拔学生，非常不科学。中国国情最适应标准分，“在社会高度关注考试难度的情况下，应该采用标准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梁育民说。
没有永恒完美的考试形式
梁育民说，以前人们认为高考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不是好办法，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如此就是唯一的好办法。对统一纸笔考试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不能自己编织了一个神话，又被这个神话所蒙蔽—必须注重其他评价形式的开发与运用，别人把统考不能承受之累让统考承担，我们就认为能够承担，就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无论对高考是爱是恨，梁育民认为首先要从三个层面认清高考的本质：功能性本质是为高校选拔人才；社会性本质是给全体参加高考的学生一个公平；哲学性本质就是妥协，是高中和大学的需求矛盾的统一和妥协。
在他看来，一些人对高考有模糊的认识。一是教学目标与考试目标的不同。人们认为高考抹杀素质教育，但是两者目标不同，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从知之甚少到甚多，着眼点是老师保证全班学生都能达到一个基本要求。而考试的着眼点是选拔人才，是强调区分度的，把考生群体离散得越开越有利于选拔。
二是混淆考试与招生。考试是一种选拔鉴别人才的手段，而招生是如何使用考试的成绩来选拔学生，考试为学生提供一个评价的成绩，至于如何使用成绩则是招生的问题。
三是混淆考试与评价两种概念，考试是评价的一种手段，不是唯一的评价手段，更不能代替其他的评价手段。要引进完善丰富其他的评价手段。
四是混淆社会价值趋向和教育的价值趋向。大家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这不是教育部门主张的趋向。人人都想上大学，上好大学。人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不能把社会的价值取向强加在教育上，指责教育有问题。
“没有永恒完美的考试形式，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焦点的移动而调整。”梁育民说。他以30年来试卷结构走过的道路为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没有选择题，到80年代中期开始增加选择题，不少学科选择题的比重甚至到了70％。选择题的优点是评分客观，但是它考的是结果没有考过程，要考察能力就必须关注思维过程和趋异性思维的考查。到上世纪90年代末能力考查的呼声增强，选择题比例下降，这是考试向社会关注焦点的妥协。
“这就如同30年前恢复高考，全国没有说不好的。恢复高考不仅是教育方面拨乱反正的起点，也是社会公平的回归。30年后，有人说要取消高考。我们可以从取消高考的声音中听到考试必须改革的话外音。”梁育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