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两千名首批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追踪

　　“如果说3年前的自己是一张白纸，那现在的自己便是一张打了蜡的水彩画。”27岁的杨平如此形容过去的3年“村官”生活。

　　去年7月，和杨平一样的北京市首批近2000名大学生“村官”三年聘用合同到期，据同年8月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统计，1946名合同期满大学生“村官”92%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3年前，包括杨平在内的2016名“村官”还为第一拨吃螃蟹而“迷茫”，而今顺利通过农村“大关”的他们可以长松一口气。

　　掸掉攀比气，目标不再浮沉不定

　　3年前，曾与杨平在同一乡镇做“村官”的白小锞还记得自己一到村里就“崩溃”了。

　　到村里第二个星期，给村里购买材料，白小锞遇到自己的大学同学，聊起现状，同学谈起自己去了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月薪8000，洋洋洒洒聊了近两个小时，白小锞只记住了“8000块”、“过两年就能买车了”这两句话，剩下的都被自己“犯晕的大脑”自动隔离了。

　　“人比人，气死人”，当天下午的白小锞就不想待在村里了，从名牌大学出来的自己为何落到如此地步，修炼一身本领，他自叹怀才不遇。

　　邻村的桑圣普也有类似的困扰，从外地农村来，大学四年辛辛苦苦赶上了城市的节奏，“却又被打发到村里”，接着就是一阵子消极怠工。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没了方向的桑圣普开始忙活这些事儿，书看不进去，村干部布置的一些文字性工作也不能尽善尽美，这比自己曾经在就业时面临“村官”考试还要难——没目标就意味着没选择。

　　一个歌手，看上去已经足够光鲜亮丽的职业，去做慈善，为贫困儿童服务，“我又哪点‘高人一等’呢?”做“村官”头一年年底，看了“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丛飞逝世的报道，桑圣普琢磨，“人不必在乎你做什么，而是你为了什么而做。”

　　次日，桑圣普五点半就起床了，来院里帮收垃圾的老人解决好卫生工作，随后到路上看看，一些作批发生意的村民凌晨就骑着三轮车往外运菜，他跟上和村民打招呼，还不时帮来往的架子车推上坡。而他的这一习惯持续了两年。

　　现在的白小锞也还在和曾经的大学同学联系，听一些朋友说起哪个同学在国外的大企业，年收入10万美金，却不为所动了。“不是无所谓了，而是各自的目标不一样，就没有可比性了。”

　　杨平也有同感。3年前，心里装着“我还年轻，做事要大手笔”，3年后自己考虑的是怎样将“理想”融入到现实。“基层就是打基础的地方，也是最能全面学到东西的。别把理想东拉西扯，用现实的眼光着眼一点于自己的目标，就能够实现我们应有的价值。”

　　从脸皮薄的“逃兵”到“志愿者”

　　来新单位做信贷工作半年了，杨平的业绩蹭蹭地往上长。平时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还经常给办公室打热水，扫地，同事都夸她是村里来的活雷锋。

　　3年前，杨平和多数大学生“村官”一样都是“空降兵”，陌生的环境显得自己有点“非主流”，与村民互不了解，又不懂村里的规矩，还羞于和村民主动接触，杨平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禁叹了口气，“像是个逃兵，整日无所事事。”

　　曾任大兴区榆垡镇南庄村“村官”的冉勇也常听邻村的大学生“村官”抱怨每天只是写写报告、送送材料，大学生“村官”只是个摆设。“‘发挥不了作用’也算是一种问题了。要主动给自己找发挥作用的空间。”

　　到村里工作后，村里在村委会给冉勇安排了一间宿舍，方便他临时歇脚。没想到入住的第一天，凌晨3点多，他就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天亮一问，原来是一些村民玩牌，不知什么原因吵了起来。

　　走进村委会，冉勇看到院里面四五个失业的、染了头发的青年在玩斗地主;去后院的过道里五六个老头老太太在推牌九……他们经常玩到通宵，这些带赌博成分的游戏又往往引起争执，散伙时扰得村民无法睡觉。“村民们爱上村委会来玩，这是好事”，而公开赌博，对于村风建设、孩子的成长却有很不利的影响。

　　“咱们得把村里的文化事业搞起来。”听了冉勇的汇报后，南庄村书记说。南庄村定出“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教，对年轻人进行宣传，对村干部进行约束”的方案，把村委会打造成全村文化娱乐活动的平台。

　　农村的事儿多，可挖掘的问题更多，“无所谓面子，沉下心来，就能解决问题。”杨平将大学生“村官”比作一份工作，村子便相当于一个公司，村干部就是上级和同事，村民就是客户，如今做信贷业务，开展工作就相当于开拓市场，不先和客户一点点接触，一下子就想做几十万的贷款只能是白日做梦。

　　3年后的“村官”再就业去各个新的单位，依然是“空降”，面临新的环境，“就应该有一股志愿者的劲儿。”现在石景山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工作的王赟主要负责文案工作，在办公室帮他人做做后勤，办公室外给单位想想问题，也能尽快熟悉工作。

　　清高“臭老九”俯首不“愤青”

　　王赟偶尔去所管辖的街道检查“门前三包”，查看门前市容、环境卫生时不免会和各家商铺打交道。和他们交流，王赟更喜欢微笑示人，“而不是电视中大家所看到的‘黑脸’城管板着个脸。”

　　而这并不是王赟原本想走的路。大学时期的王赟就是个“愤青”，经常将官员和斤斤计较、腐败联系在一起，看到一些对某些官员贪腐的调查性报道时更让他对公务员产生一股强烈的反感。

　　同在监察大队的漆鱼和王赟“臭味相投”。曾在房山区做“村官”的他发现村民很少读书，正好村里村委会有地方建一间图书馆，又想到自己大学期间曾在团中央实习，可以利用相关资源建起村里的图书馆，如此，也不需村里拿出更多的钱。想到这儿，漆鱼跑进村支书办公室说了这个点子，不料支书反应冷淡，让往后拖拖，便不了了之。

　　这事儿把漆鱼打击得够呛，“足足郁闷俩月。”后来，在和邻村支书交流以后总算想明白了，村里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文化建设，而是发展经济。漆鱼后悔自己当初还暗暗骂村支书不闻民生。

　　漆鱼坦言，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个清高的“臭老九”，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忽略了村民的想法。要为民服务，首先要知道民之所求。当地村民更想要的是吃饱穿好，过上好日子，“我却强求他们去啃书，这不仅仅勉为其难，更是本末倒置了。”

　　身边这样的“愤青”还不少，漆鱼开玩笑说，大学出来总有那么点“愤”气。头一年做“村官”的春节，一个村民放鞭炮烧到另一家的麦垛而发生争执。白小锞赶到现场后用民法知识苦口婆心说了近10分钟，结果两家越吵越凶。不一会儿村支书来了，给两家男主人各点一支烟，“看在我的面子上，甭吵了，那点钱算我头上。”

　　事儿就这样解决了。白小锞当时傻愣在现场好一会儿，后来才搞明白，这种自己曾经认为“给烟”的“俗套”、“俗气”方式却解决了问题，老百姓想过上好日子是目的，而化干戈为玉帛是方式，村支书这么做“高”呀!

　　急人民之所急才是王道，现在漆鱼以“急领导之所急”为自己的工作准则，为单位出力。“从民之所需去服务，而不是去管理，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服务则是更好的管理方式。”漆鱼在执法时经常和同事说起这句话。(实习生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