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大学生就业调查 不再有人期待月薪五千

　　南开六学子调查

　　调查显示：“二本”就业率不如“三本”

　　虽然已加入“保研族”，南开大学应届毕业生马宝鹏还是对找工作产生了好奇。这名在学院团委担任“就业助理”的大学生很想知道，传说中的金融危机，离同学们到底有多远？

　　过去的两个多月里，马宝鹏和5名南开学生到天津14所大学开展调查，完成了一份64页、4万余字的《金融危机下大学本科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

　　在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家周立群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将调查报告送到了天津市领导的办公桌上。

　　“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形势”课题组由马宝鹏、赵昕达、米坤义、王琳卡、杜德瑞、郝博渊6名同学组成，他们来自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均为三、四年级本科生。

　　就业难是金融危机惹的祸

　　问卷调查是在2008年12月中旬开展的。

　　南开大学课题组向当地14所学校的2009届本科毕业生发放了1240份抽样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31份，有效率为 83.15%。

　　为了反映问题更加全面，他们从各类院校和各个专业选取的样本比例，均符合这一届学生当初的招生分布情况。

　　其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是“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即俗称的“一本”，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城建学院、天津农学院是普通院校，即“二本”，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属于独立学院，即“三本”。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在金融危机前的毕业规划、金融危机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等。

　　截至2008年12月，受访者中有6.98%的学生已经保研，考研的占27.93%，考公务员的占8.24%，准备出国的占7.08%，找工作的占43.26%，创业的占5.43%，其他去向的为1.07%。

　　课题组将就业学生分为“已签约”、“未签约”、“未找到工作”3类，一是已与用人单位签约，二是得到用人单位的接收意向，但尚未签约，三是尚未得到任何用人单位的接收意向。

　　截至调查时，446个就业学生中“已签约”25人，占5.61%，“未签约”55人，占12.33%，“未找到工作”的有366人，占82.06%。在这些学生中，就业难已经成为共识，93.94%的人认为找工作“非常困难”、“比较困难”或“一般困难”。

　　而在就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被认为最多的依次是“金融危机影响”(64.35%)，“毕业生人数太多”(63.23%)、“所学专业受限”(33.86%)、“就业信息不足”(31.61%)、“个人能力限制”(28.48%)、“其他原因”(2.24%)。

　　课题组认为，由此可见毕业生人数太多使得就业市场上供大于求，以及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缩减用人计划，是学生眼中导致就业困难的普遍原因。将“毕业生太多”和“金融危机影响”列为最主要原因的，分别占32.29%和32.06%。

　　根据调查，经济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就业方向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因而这些学科的学生普遍认为就业难的罪魁祸首是金融危机。其他学科的学生则由于就业方向等原因，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

　　不再有人期待5000元以上月薪

　　课题组发现，金融危机之后，改变毕业规划的学生有186人，占保研学生之外人数的19.40%，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做出了改变。

　　这些同学中，除了家庭或同学朋友影响、个人兴趣变化等因素带来的改变外，选择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改变毕业规划的比例最多，达到53.48%，并有45.99%的学生把金融危机作为他们规划改变的头号原因。

　　金融危机爆发后，学生中考研的比例增加了2.92%，打算出国的比例减少了1.46%，自己创业的比例减少了1.35%。考公务员和有其他打算的比例略有增加，而找工作的比例只是略有降低。

　　马宝鹏认为，大部分学生能够理性地对待金融危机对毕业规划的影响，并且在心理上较好地承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金融危机客观上仍然迫使部分学生改变了毕业规划。

　　就业学生中认为金融危机“非常影响”工作预期的占19.73%，“比较影响”的占35.87%，“一般影响”的占26.91%，“ 影响较小”的占13.45%，“完全没影响”的占0.45%，“不清楚”的占1.79%。也就是说，超半数学生的就业预期因金融危机做了较大调整。

　　马宝鹏对记者说，找工作主要考虑单位类型、工作地区、薪酬情况、其他待遇等方面，因此课题组从这4方面设计了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56.50%的学生调低了自己对薪酬情况的预期，42.15%的学生调低了单位类型预期，42.15%的学生调低了其他待遇预期，24.89%的学生调低了工作地区预期，50.45%的学生调低了总体预期。

　　改变最明显的是薪酬方面。“未找到工作”的学生里，金融危机前4.37%的人预期月薪在1000元以下，32.79%的人预期月薪为1001~2000元，48.09%的人预期月薪为2001~3000元，11.20%的人预期月薪为3001~4000元，2.19%的人预期月薪为 4001~5000元，0.55%的人预期月薪在5001元以上。

　　金融风暴后，他们的预期也随之缩水。预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增加到了9.84%， 1001~2000元之间的增加到 61.75%，2001~ 3000元之间的降为22.95%，3001~4000元的降为3.83%，4001~5000元降为0.55%，期待 5001元以上的，则一个也没有了。

　　有45.63%的“未找到工作”的学生表示金融危机之后对于单位类型的预期降低了。外资企业原本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相比，是最受他们欢迎的单位类型，但金融危机之后选择外企的比例由45.63%下降到29.23%，由最高降到为最低。偏好民企的比例，则由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33%增长至40.98%，由最低升为最高。

　　课题组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未找到工作的学生对自身现状的认识，希望选择竞争相对小一些的招聘企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资企业在待遇以及未来发展上的吸引力下降。

　　“就业预期变化，在危机前后有个曲线特别有意思，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金融危机后慢慢调整预期，调整到了跟已找到工作但还没签约的人一样的水平。”马宝鹏对记者分析。

　　南开学生的调查报告中，3幅“不同签约情况学生月薪预期比较”曲线图对比鲜明。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签约”、“未签约”、“未找到工作”3类学生的预期月薪曲线走势大致相同，都有超过40%的学生期望月薪在2001~3000元之间，比例随着期望月薪的增加或减少而逐渐递减。

　　而在比较“已签约”和“未签约”这两类已找到工作的学生时，曲线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签约”学生实际月薪大多分布在 2001~2000元和2001~3000 元之间，“未签约”学生的曲线更加陡峭，有接近60%的人将拿到的实际月薪是1001~2000元。

　　马宝鹏说：“也就是说，没找到工作的这些人的预期，已经降到了市场实际水平，已经接近了心理预期的底线了。这有利于他们找到一份工作，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二本”就业率暂时不敌“三本”

　　马宝鹏还告诉记者，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二本”院校的就业率反而低于“三本”院校。

　　根据2008年12月中旬的调查，重点大学中找到工作的学生比例最高，“已签约”与“未签约”的学生达到了计划就业学生的35.29%，“二本”和“三本”则分别是12.70%和20.98%。

　　事实上，根据调查，重点大学考研率高达33.14%，保研和出国的学生比例也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学校。独立学院找工作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创业比例相对较高，读研的比例极低。“二本”院校介于两者之间。“这也意味着不同学校类型的学生面临着不同的就业压力与竞争。”

　　课题组发现，金融危机对各类学校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深度是不同的，对一般大学影响尤大。重点大学中，认为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就业预期影响“非常影响”或“比较影响”的学生仅有37.26%，其他全日制大学和独立学院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3.96%和65.03%。他们认为，这是因为重点大学的学生自身素质较高，就业竞争力较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显得更加冷静和自信，找到工作的学生比例较高，就业预期也降低较小。

　　为什么在这次调查中“二本”的就业率反而不敌“三本”？课题组走访了5所高校的学生就业指导部门，在访谈中得知，独立学院学生的就业预期相对较低，更容易实现就业，而且独立学院中家境较好的学生较多，家庭因素可以帮助一部分独立学院学生解决就业问题。

　　课题组提醒说，相对而言，“二本”院校的学生就业处境最为艰难，陷入了“高学历、低就业率”的陷阱。而在全部本科毕业生中，“二本 ”院校毕业生人数最多，就业压力最大，其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体就业形势，解决好这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是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果初始规划未能实现，超过40%的人选择找工作。这意味着，考研、出国、考公务员、创业失利的学生，将在2009年成为就业大军的新成员。课题组预测，2009年第一个待业高峰将出现在4月份。

　　在写给天津市政府的报告中，南开大学学生课题组列出的毕业生对政府的主要诉求有：开辟就业通道，拓展创业空间；设立“学士后流动站”和“见习基地”，错开就业高峰期；为在中小城镇、西部地区就业的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为未找到工作的学生提供有效救助服务。

　　他们开门见山写了一段概括性说明：“本调查结果表明，多数毕业生能够理性调整就业规划，但就业待遇预期已接近心理底线，信心恐慌开始出现。待业高峰将出现在4月份。伴随毕业倒计时，毕业生的就业信心和心理防线极易崩溃，若大批毕业生闲置，极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本报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