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飞进 温红彦 袁新文
编者的话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项意义重大的工程，关系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进程。
1998年5月，国家开始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今年以来，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重要议题。11年间，这项工程取得了哪些成就？与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存在哪些明显差距？今后应在哪些方面着力发展？今天本版推出一组报道和言论，回答读者普遍关心的话题。
正在科学发展轨道上高歌猛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呼唤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更高标准的教育公平，更呼唤着代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就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近日，记者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闵维方教授进行了对话。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11年前，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国开始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为重要议题。国家为什么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如此重视？为什么将它确定为国家战略？多年担任北大领导，长期从事高教研究，您对此有什么认识？
闵维方：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其中，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同寻常。我认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际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也必须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从世界范围看，无论英国、德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说，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他是指1870年前后那几十年，德国的大学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
记者：也就是说，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战略问题。
闵维方：是的。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
记者：我们了解到，作为中国大学的“排头兵”，北京大学迈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步伐。与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相比，您认为像北大这样的高校还存在哪些差距？
闵维方：的确，在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例如，我们形成了以87个国家重点学科为主体、前沿交叉学科布局初具规模、文理医工综合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体系，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过去10年论文引用数据，我校有12个学科进入了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我们形成了以60位院士、22位文科资深教授、100位长江学者、135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中心创新团队为核心的，总数达300多人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拔尖人才梯队；我们形成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本科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和导师遴选方式更加科学。
但是，与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有数百年历程，北京大学的历史才有110年，真正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才30年。以办学经费为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捐款基金都超过百亿美元，每年的运行经费为20亿美元左右，我校与之相比差距非常大。
记者：判断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闵维方：当然，看一所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质量。当前，我们和国际上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不是学生生源，也不完全是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最主要的是教师队伍的结构和水平。面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重任，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名家至关重要。
应当看到，在我们这样的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体制机制障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就要求我们立足现实，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创造一流学术成果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选择
记者：重视一流大学建设是许多国家的共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在我们“快跑”的同时，世界各国的高水平大学也在疾驰。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拉越大？
闵维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1860年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缓慢，200多所院校大多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建立的，以培养绅士和传教士为主要任务。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通过学习德国的高等教育思想，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记者：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过哪些先例？今天的跨越式发展有什么特点？
闵维方：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北大曾经历过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学术气氛沉闷，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跨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
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北京大学正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着力创造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科学把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律，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任何大学都十分重视从自己的国情和校情出发来谋划战略、打造特色。在您看来，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如何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闵维方：有特色才能有竞争力，才能有高质量。在这方面，美国的一流大学有许多成功范例。比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独辟蹊径，提出“专家社区思想”，创立与工业密切结合的科技园区，造就了“硅谷”奇迹。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所只有几千学生的大学，但它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和艺术学科等几个较少的领先学科的独特优势而扬名世界。
记者：从北大的实际来看，应当从哪些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闵维方：我认为，北大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取得实实在在的发展，就必须着力避免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质量优先、以内涵发展为主的原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上，着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和重点突破，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把北大80多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中的若干学科率先推进到国际学术前沿，就会大大提高北大的国际学术声望，引领全校学科水平的整体提高。
记者：基于历史形成的比较优势，北京大学将未来的发展确定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请问北大将怎样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闵维方：我们将自己未来的发展确定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改变高校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研究过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型人才。在110年的奋斗历程中，北京大学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自由探讨、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我们高度重视这些历史传统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推动作用，并以“常为新”的北大精神来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和谐校园文化。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心浮气躁。我们将始终坚持科学发展，通过不懈的奋斗，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