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在全国率先实行新生收费入学新制度--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戴炜栋访谈录

　采访、整理：缪迅

　　时间：2008年1月29日

　　采访前记

　　1993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作出决定，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全国率先试行新生收费制度改革。实行新生收费制度改革一举打破了建国以来大学生上学不付学费的常规，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反响颇大，这一改革举措的试行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具有“破冰”的意义。上外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领导的支持下，展开了一系列艰苦而有效的工作，最终使这一在当时看来难度极大的改革获得了成功，从而为1997年全国高等院校全面实行入学收费制度创造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样板”。上外1993年在全国率先试行新生收费改革，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史上，具有无可置疑的“第一”位置。

　　采访人简介：

　　戴炜栋，生于1940年，上海人，中共党员。1990年1月至2006年1月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1995年5月至2004年7月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负责上海外国语大学改革与发展等各项主要工作的决策和实施。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暨语言文学学部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暨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戴炜栋同志196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1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获英语语言学硕士，2000年获美国温斯洛大学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副校长、国家教委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英语组组长。现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组长，全国核心期刊《外国语》的主编。

　　戴炜栋教授长期从事英语教学与英语语言研究, 学术研究领域: 英语语言学, 研究重点是 “第二语言习得”和 “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教学”。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30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编写《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英语综合教程》和《上海市中学英语课本》(发达地区版), 并编写《实用英语语言学》(香港版)（台湾版）、 《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衔接词》、《交际英语语法》、《现代英语语言学概论》等, 主编《汉英综合辞典》, 编纂《英汉搭配词典》、《英语专业分级教学词典》、《英汉多功能词典》等。

　　戴炜栋教授曾三次当选国家教育部优秀教育工作者。1987年获得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基金赴美讲学。1988年和1990年，又分别荣获国家社科基金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996年，获由教育部和宝钢集团共同颁发的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2002年，获上海市“员工信赖的好校长”称号。
 
　　上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两包”到“两自”，上海同样成为全国的试验区。“两包”即考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毕业后国家包分配；“两自”即学生上大学要自己缴费，毕业后自主择业。

　　事实上，自1978年上海通过办大学分校发展高等教育起，上海就开始采用“收费走读”的新办学形式。我们上外在1978年就在徐家汇地区办起了一个分校，校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分院”，主要在上海地区招收自费走读生，起初阶段培养大专生，后来开始培养本科生。学校一部分教师、干部调去那里办分院。分院的面积只有六亩，还比不上中学的校园面积，在当时的上海是面积最小的大学，可算是个“袖珍大学”了。这所分院后来被并入上海大学，成为上海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

　　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决定明确将自费生与国家任务、委托培养作为三种不同的招生形式。但从1987年至1991年，上海自费生的招生工作仍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状态。上海和全国高校的在校学生基本仍以公费生为主。

　　长期以来，对于“免费上大学”这种状况，包括高层在内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并被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事实上，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高等教育在现阶段还难以成为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和“毕业包分配”的状况如果长此以往，年复一年而不作出些根本上的改变，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无疑是颇为不利的。

　　我记得，1992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由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现任复旦大学校长）陪同来上外视察调研。院党委书记朱丽云同志和我就上外改革、发展的进展情况向李铁映同志作了汇报。当我汇报到上外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打破国家包下来的办学格局，准备在明年全面推行自费招生，对学生上大学实行缴费、奖学金、贷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并改革旧的教学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时，铁映同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谢丽娟副市长也表示，上海市政府对上外的这项改革给予大力支持。视察调研过程中，铁映同志看到上外的教学楼大都属建于50多年前或60多年前的陈旧建筑时说，上外的校园校舍建设太落后了，为适应国家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这些破旧房屋应该改造。视察调研结束时，铁映同志挥毫为上外题词：“学习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为中华之振兴服务”。顺便提一下，上外校园面貌和校舍建筑的“旧貌换新颜”是从1997年以后才逐年实现的。记得1996年6月，当时分管“211工程”建设的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同志来上外时，我们请她到5号楼、六号楼等老式教学楼去看。看到我们就是在那些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旧楼房里培养出一流的外语人才时，韦钰同志不仅感慨良多，她当即表示，应该支持上外对校园面貌和教学设施进行大的改造。记得我们的建校45周年校史展览也是在一座老式的视听讲堂楼房上再搭了一层办起来的。

　　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免费上大学”和“毕业包分配”这种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做法，终于在1993年开始改变了。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俩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原则上均应缴费。设立贷学金，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

　　1993年2月，国家教委直属司司长陶遵谦同志专程来上外调研，听取了我们就招生收费改革、教学与管理体制改革作的汇报。他明确表示，作为国家教委两个试点之一的上外（另外一个是清华大学，但后来因各种原因并没有与上外同步实行招生收费改革），招生制度的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国家教委之所以选择上外作为全国试点，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外，看到上外领导班子团结，办学有条件，有基础。陶遵谦同志转达了李铁映同志对上外改革与发展的关心与期望，并代表国家教委希望上外能够很好地抓住机遇，通过招生制度的改革来带动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直接指导下，上外在全国率先实行招生收费这项改革酝酿于1992年下半年，启动于1993年初。1993年2月，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正式下文批准，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年计划内招生实行并轨，全部招收自费生，每年学费为2400元，学杂费600元。

　　现在看来，国家教委之所以选择我们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而不是北大、清华或复旦、交大一类的综合性大学作为全国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的试点，是有着一番考虑的，也和当时的大背景很有关系。据我所知，国家教委选择试点的高校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是规模不要太大，第二个条件是这个学校的社会信誉度要高，如果这个学校的社会信誉度不高的话，那当时没有一所学校收费，就你一所学校实行收费，人家会觉得莫名其妙，觉得很奇怪，谁愿意来啊。但是一所学校如果社会信誉度高、学生就业前景好的话，人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改革举措，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所高校实行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招生收费。国家教委领导清晰地认识到，在我国，高等教育要取得大的发展，就必须在首先招生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作一些大的改革。但是，这项改革“前无古人”，又无国外的相关经验可参照，所以须慎之又慎，宜先搞试点，待试点成功后再作大面积推广。而试点的高校的办学规模不宜太大，其次办学信誉度和社会认可度要高。上外作为全国招生收费的试点单位，多多少少符合上述的条件，即规模不太大，但在社会上有知名度，办学声誉和信誉很好。据我所知，国家教委当时还曾选择过清华大学和南京的东南大学作为试点，但是最终还是确定上外作为全国高校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为确保这项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的成功，中央领导同志、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等有关部门领导在这项改革推出之前、之间和之后始终给予我们重要的指导、及时的帮助和宝贵的支持。上级领导的指导和支持至关重要。可以说，这项改革始终是在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等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外在全国率先实行招生收费改革，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上外校园里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社会上自然引起不小的冲击波。说它“爆炸性”，是因为这意味着上外在全国各高校中率先冲出几十年一贯的国家统包的框框，率先闯入招生收费改革的“雷区”。校园内外对此是一片沸沸扬扬。赞同者大有人在，牢骚声也不绝于耳，多数人认为须谨慎行事，上外干部和师生们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现在看来，当时围绕招生收费改革这一热点出现的那么多议论、疑惑和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

　　学校党委就此事进行了多次研讨，还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以统一干部层面的思想认识。统一了思想认识。当时党委中有些同志对我校实行这一改革是有点顾虑的，主要是担心因此流失优秀生源，招不到一流的学生。但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对推进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意义深远的改革，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做好。

　　上外作为全国高校招生收费改革试点的消息经中央和上海市的各主要新闻媒体公布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那些日子，外面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当时可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可以在网上直接交流。我们主要是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市民交流，进行直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请了市里的领导和我们上外的领导在《市民与社会》这一与市民直接沟通的谈话节目里和市民交流。

　　时任上海市教卫办主任的王生洪同志和我去了当时还在北京东路2号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市民与社会”这一档节目里围绕招生收费改革谈了很多。当时，打进电话来的人很多，王生洪同志和我尽量详细和耐心地当即一一作答，效果还不错。在这期间，我和常务副院长耿龙明同志、副院长吴克礼同志等还被邀请到上海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和东方广播电台等媒体进行宣讲和解释，并当场回答了现场观众的诸多问题和疑问。

　　1993年4月20日，由常务副院长耿龙明同志主持，上外就实行新生收费入学新制度在落成不久的上外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现上外宾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中央驻沪媒体和上海市主要新闻媒体记者进行通报。我和院党委书记朱丽云同志先后就上外1993年实行新生收费制度推出的一整套措施和上外综合体制改革的情况向新闻界作了全面而详细的通报。那次新闻发布会来的媒体记者很多，其中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东方广播电台等十几家。

　　就这样，我和上外的多位党政领导在多种场合、利用多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向社会各方人士进行了宣讲和解释，就推行招生收费改革的意义、作用和将会引起的积极效应不厌其烦地作解释工作，取得的效果是不错的。

　　上海新闻界对上外招生收费的改革确实给了很大的支持。我记得，上海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采访组就此采访了上外部分一年级新生、任课教师和我本人，并连续三次播出这部专访篇。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外语频道）的一位很有名的主持人也专门就此事用英语对我进行过专题采访并制作节目播出。

　　在校内，我们主要通过校报等校内媒体，就全面推行自费招生进行了包括专访等在内大量的专题报道， 1993年4月9日下午，我们采用闭路电视形式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院党委书记朱丽云同志主持大会。我在会上就学校以招生收费改革为龙头，实行综合改革和发展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报告。副院长吴克礼同志就学校配合招生收费改革即将推出的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向大家作了说明。大会举行期间，不少师生打来了“热线电话”，请院长、书记等学院领导解答问题，当时的场景和反响是很热烈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上高中乃至于上大学就不是义务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上大学是需要学生及其家庭分担一些成本的。考虑到社会承受度和学生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也我们只收取实际培养费的一部分，即每人每年2400元。

　　说实话，1993年的时候，即便是上海市民的普遍收入也并不高，一下子要他们拿出两三千元来交纳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也不是很轻而易举的。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在实行招生收费入学的同时，我们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加大了实行奖学金制度、新生奖学金分等制度。其中新生中的10%可获得全额奖学金2400元；新生中的12%可获得3/4额奖学金1800元；新生中的26%可获得半额奖学金1200元；新生中的32%可获得1/4额奖学金600元。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可达80%，发放奖学金额数为学生缴费总额的40%。1993年入学新生均以高考、高中会考与高中期间表现为获奖依据，高考成绩优异的新生可获得超全额奖学金。虽说以前也有奖学金，但这个奖学金仅仅是名义上的奖学金，就是学期结束了以后给成绩优秀或其他方面表现好的学生150元或者100元的奖励。现在的奖学金分了等级。全额占四分之一，半额的也占三分之一，最高的奖学金是学费的全部，等于把学费全部返回给了学生。

　　与此同时，上外还实行了贷学金制度，保证让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和边远、贫穷地区考生也有机会来上外深造。学生每人每年可申请贷学金2400元，第一年贷款为无息优惠贷款，以后几年可享受低息贷款。在计划外招收的自费生每人每年收学费4000元，不包分配，也不受当时规定的5年服务期的限制。就这样，与实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奖学金条例、贷学金条例、学分制条例、勤工助学条例以及医疗管理条例等全部出台并在1993年当年实施。

　　当时我们上外培养一名学生的成本约为7500元左右。实行招生收费后，包括学费、学杂费在内总共收费是3000元。尽管这些学费只相当于学生培养成本的三分之一。但毕竟是学生交了学费来上学，收费了，家长、学生和社会上方方面面对上外的要求和期望值理所当然地更加提高了。

　　为此，我们在教学体制改革上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一是调整专业设置，开出了一些社会上紧缺和急需的专业，如韩国语专业、国际会计、涉外秘书等专业就是那个时候设立的。二是建立了主、辅修制，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三是实行学年学分制，允许学生跨院系、跨校修读第二专业课程；夜允许学生中途休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再续修学业，学籍、学分均可保留累计，但修业年限不得超过6年。

　　我们的校名是1994年2月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校名）。但是早在1992年、1993年，我们就开始实行院系两级管理，加大了教学管理的力度和深度。1993年5月17日，由国际新闻系、传播系、《上海学生英文报》等实体组成，上外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当年6月18日，在原经贸管理系和对外汉语系外事管理专业基础上，上外成立了国际金融贸易学院；1994年1月15日，上外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这是三个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的二级学院。另外就是缩短学制，举个例子，阿拉伯语专业原来是五年，在确保教育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将学制缩短为四年，同时还实行了学年学分制，这在现在看来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分制。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奖学金的额度、等级和发放面。

　　同时，我们在教学改革上大大加快了步子，主要包括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让学生学到有用的知识，成为高水平人才。如果实行招生收费改革后，学校的教学质量依旧，学生的培养水平依旧，那么，这项改革可以说是不成功的。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一下，1993年招生改革让我们最担心的生源质量，其最终结果很是让我们欣慰。上外当年的文理科新生的录取分数线依然分别排在上海市第一批次本科录取的第二、第三位。总体上来说，这一年的生源和上一年即1992年持平。所以说，实行招生收费改革后对我校生源的影响非常非常小，以后几年里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上外实行招生收费改革的当年，国家教委、上海市政府以及上海市教卫办领导对我们这项改革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6月22日，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同志在视察我校时专门听取了招生收费改革情况的汇报并予以充分肯定。当年1月19日，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同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常务副市长徐匡迪同志（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和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市委副秘书长王荣华（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市府副秘书长周慕尧等领导同志来上外视察调研，再次对上外以招生收费改革为契机抓住机遇推进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上新台阶的做法给予了好评和勘定。对我们上外的招生收费改革的成功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肯定和归纳。他们来上外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为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上外作具体部署。在此之前，1994年1月5日、6日，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郑令德、市教卫党委秘书长陈一平（现任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率市高校综合改革调研组就招生收费改革等也来上外就招生收费改革等作了专项调研。

　　当然，国家教委对在全国全面实行收费并轨改革还是相当慎重的，并没有在第二年就全面推广上外的做法。一直到四年以后，也就是1997年的时候，全国各高校才全部实行收费改革。由此看来，实行招生收费这项改革，上外领先了全国各高校整整四年。上外在实行招生收费改革上走出的成功之路为1997年全国各高校全部实行招生收费并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为此，分管教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先后两次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议上表扬了上外，对上外的招生收费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招生收费改革取得成功，给上外的新一轮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拉动效应和后续效应。，在这样的形势下，上外吹响了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序列的号角。当年11月26日，学校成立了“211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开始着手制定和实施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具体方案，我担任了组长。

　　1994年2月5日，国家教委批准上海外国语学院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同年4月，上外和复旦大学被确定为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在沪的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只有上外和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最早实行了共建。1996年6月，上外正式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上外都及时而敏锐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因93年的招生收费改革，一个是94年的国家教委与上海市共建，，还有一个就是在1996年作为国家教委36所直属院校之一，首批进入了“211工程”建设行列。

　　那时候，我们为招生收费改革做的工作确实很多。因为这项改革刚一开始我们就想到了，招生收费改革决不仅仅是收点学费，牵涉面其实是很广的，至少涉及到办学模式、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模式等方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招生收费改革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动作，现在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创新。当时可没有这么提呵，但我们确实是抓住了机遇，也为以后几年乃至新世纪的全国高等教育事业赢得大发展新飞跃作出了贡献。以至于多年以后，教育部很多老领导和现任领导对此还印象颇深。2002年7月，我在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央电视台专门派出记者采访我。教育部领导说，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去找上外了解，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招生收费改革。（采访人、整理人缪迅：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主任，电话：021-65311900-2402；邮编：200083；E-mail:xmiao@shis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