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精神：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虽然已经是冬季，但位于春城翠湖湖畔的云南大学，依然是鲜花盛开，草木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作为云南省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的大学，八十多年来，云南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积淀和凝聚了富有特色的大学精神，云大人把这种精神提炼为“会泽百家,至公天下”。“会泽百家”意指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百
家争鸣、融合创新；“至公天下”,意在以天下为公,求“公在天下”。这是大学精神在教育观念、办学思路、发展目标、教学理念、治校之道中的体现，现已形成云南大学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集中体现为会泽百家的学术传统、至公天下的爱国传统、艰苦奋斗的创业传统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负重进取的自强精神。耸立在云南大学校园内的会泽院、至公堂，既是这种传统与精神的历史见证，又是其时代标识。

　　会泽百家的学术传统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云南大学创建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大师辈出的时代背景之下。私立东陆大学创办之初，即以“培养人才，昌明学术”为宗旨，强调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抗战时期，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提出了“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明确将学术作为“本校之生命”。他认为：“盖学术乃国家精神所系”，主张“教育学术为百年大计”，兼收古今中外之学术精华，又主张从云南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期为云南学术重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清华、南开迁滇成立西南联大，继而其他高校、科研机构陆续迁滇，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熊庆来更是利用这一时机，延聘、会集了大批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有顾颉刚、何鲁、楚图南、严济慈、华罗庚、陈省身、冯友兰、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白寿彝、尚钺、吕叔湘、钱端升、施蛰存、郑天挺、刘文典、赵宗尧、范秉哲、姜亮夫、戴世光、王赣愚、秦人昌，等等。前辈大师互相砥砺、求真求实、开拓前行、创新学术，创造了学术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东陆园内的至公堂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活动中心。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极大地激发了云大广大师生潜心科学研究的热情与精神。大批学者继踵而起，传承学术传统与精神，创造了新的辉煌。方国瑜先生亲自组建了民族史研究室，带领一批学者编撰大型巨著《云南史料丛刊》，并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等专著，奠定了他作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学术地位。李埏先生发表了他关于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研究成果，积极参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学术争鸣，终成我国土地国有制派的重要学术代表之一。生物学领域，英美学派的曲仲湘教授与法瑞学派的朱彦丞教授各树一帜，对垒设帐，争鸣研学，促进了生态学科的发展，使云大成为我国最早系统开展生态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老校长高治国对此感叹：这才是“百家争鸣”。

　　老一辈的艰苦探索，留给云大的不仅是丰硕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云南大学的张德光、江应樑、李埏、尤中等学者，先后在《云南日报》等发表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观点正确，文字严谨，既推动了学术研究，又对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然而，十年动乱期间，这些学者因发表上述文章竟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们先后被打成“三家村”、“云大四家店”，多次遭到批判。面对如此厄运，这些前辈仍然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培养后进。民族学家杨堃先生，上课时在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后，都要阐发自己的观点与认识，都要讲“杨堃说……”。由此，他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权威屡遭批斗。有人提醒他不能这样讲，但他始终不改，成为学界佳话。其间，老校长李广田教授不同意当时的“教育大跃进”，针对师生劳动过多指出：“这样下去，云南大学岂不要办成云南小学了。”“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批斗教师。”“学生编讲义不是解放思想，而是误人子弟。”因此，李广田教授先是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后又被迫害致死，成为一大冤案。正是有像他们这样的大批学者不懈努力，使云南大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创造了新的辉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推进，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交流融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云大人继续弘扬先辈的传统与精神，一路前行，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澄江古生物化石群，被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发现”。云大的侯先光教授与西北大学的舒德干院士、南京古生物所的陈均进研究员一道，共同研究十余年，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2004年，他们共同申报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获国家自然科学研究一等奖，中央领导同志称此项成果“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令人瞩目的重大成果之一”。云大生命科学学院的肖春杰教授等人，与复旦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泰国清迈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联合研究，采用国际先进的基因地理学方法，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进行了6年的基因系统研究，发表了我国首批人类基因地理分布图，开创了基因地理学在我国人类群体遗传学中的新领域。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陈竺院士、李载平院士、施履吉院士等七位专家评价道：“该成果开创了基因地理学在我国人类群体遗传学中的新领域，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英国空中新闻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际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等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些都是发扬“会泽百家，求真务实”传统和精神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云大人已从中感受到这种传统与精神的力量。

　　近年，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和学术研究发展趋势，云南大学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会泽百家，求真务实”的传统和精神，推行“原创学术”和“原典教学”，以创新推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赋予了这种传统与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在新的时期，云大人将大力发扬这种传统与精神，争取做出更大的贡献。

　　至公天下的爱国传统　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

　　云南大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在各个时期云大人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中形成的。从“五卅”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从云南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吴澄到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无不充分地展现着云大师生的爱国传统，体现着云大师生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云南大学的进步学生参加了“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参加了反对云南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批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云南地下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烈士，就是东陆大学的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云大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共昆明地下党于1938年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支部，开创了以云大为中心的昆明民主运动的新局面。1942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云南大学革命师生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末期，云大先后由学生建立了学生自治会、“云大民主宪政促进会”，为昆明爱国民主力量的壮大做出了积极贡献。1946年，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随后他和李公朴先生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云大师生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镇压，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这些光辉的历史使云南大学成为闻名全国的“民主堡垒”。

　　在至公天下爱国传统的熏陶下，在追求自由民主精神的激励下，当时，大批进步学生纷纷放弃自己的学业，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云大学生马鹤鸣在诗中写道：“他的毕业论文只写起一半，系主任还曾夸赞他的论点；但他不要那张文凭了，他要去拿革命的枪杆！”他还写道：“在铁窗里，我们的心飞向远方，那儿充满了阳光，到处是歌唱！当我们走出监狱，各自就准备告别学府高墙上前方。朋友，我也要离开万卷书楼，也要去‘山那边’拿起枪。”据统计，云大建校以来，共有68位师生为国捐躯，在全国1000多所高校中仅次于北大。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与精神，培养合格的高素质人才，云大一贯重视将这种传统与精神作为丰富的教学资源，教育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长期以来，云大先后建立了党史、校史研究室，举办党史、校史展，为学生开出了《云南地方革命史》、《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革命斗争》、《云大校史》、《云大先烈》等课程和讲座，极大地教育了新一代大学生。通过这种教育，“至公天下，追求自由”的传统与精神如今已转化成广大学生发愤图强、为国求学的坚定信念与强大动力。一位学生在参观学校举办的革命传统教育展览后，在留言簿上写道：“我的母校有过辉煌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而我也将以前人的事迹激励自我，让母校有更辉煌的明天。”同时，这种传统与精神的教育，还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涌现出了不少典型人物。2002年，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李杰同学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光荣负伤，被授予“第九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长期的革命斗争教育了云大人、培养了云大人，使民主治校、民主办学、民主管理的观念深入人心。1961年4月和8月，老校长高治国有关高校教学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教育界广泛关注。同年9月，他被教育部邀请参加《高教六十条》的讨论。事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曾向高治国询问提出这些观点的原因，高治国答道：“上山砍柴，我要先问一问樵夫；下海网鱼，我得向渔夫请教；进入教育文化阵地，就该拜知识分子为师了。”在云南大学，教授治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多年来，学校先后建立健全了校、院、系各级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和教代会，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建设与工作，有效地把行政的决策权、校领导的指挥权和教授的民主管理权三者结合起来，大力推进了民主治校、民主办学进程。举凡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都反复征求教授委员会和民主党派的意见，并定期听取他们的建议。2005年底，学校在广泛听取教授委员会、教代会和民主党派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使学校的学院设置、机关职能处室各减少了三分之一，从而更有利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开展，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十一五”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1993年和1998年，云南大学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1999年，云南大学荣获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授予的“学校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2003年荣获中纪委、中组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授予的“全国校务公开先进单位”称号；2006年获得“云南省民主管理、校务公开先进单位”一等奖。这既是社会对云大民主治校、民主办学、民主管理的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艰苦奋斗的创业传统　负重进取的自强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云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可以说，云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负重进取的创业史。

　　回顾83年的办学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云大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足迹。早在创办之初，基础设施十分简陋，1929年首任校长董泽向董事会作校务报告时曾指出，学校“不过腐朽倒塌之房舍”，“是不能与大学之基本需求相匹配”；办学经费方面，更是捉襟见肘，“盖本校校长，自开办至今，未支薪水，全尽义务；教职员工薪水亦甚微薄。”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云南政坛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云南大学曾几度陷于风雨飘摇之境地。但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第一代云大人完成了在云南边疆建立现代大学的历史重任。1927年5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朱庭祜来校考察，曾评价说：“东陆大学实为中国西南方面不可少之储才学校”，并指出：东陆大学与国内同类学校相比，“该大学所以有以往成绩与效率，居优胜地位。”

　　抗战爆发后，云南大学的处境异常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鉴于学校经费紧张，全体教师薪水一度按七折发放，教职员工的薪金十分微薄。不仅如此，战火纷飞下的昆明空袭频繁，云南大学1940年9月、1941年3月曾两次遭到日机轰炸，学校损失严重，致使师生、讲堂不得不随时向乡下疏散、搬迁，颇受颠沛流离之苦。熊庆来作为一校之长迁住西郊龙王庙，闻一多先生把仅有的两小间房分给华罗庚一半，自己全家8口挤居一间，中间以布帘隔开，后来华罗庚还曾专门描述过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艰难生活。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1945年考察云大后的感叹道：“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困难，实在不易描写。”也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云大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为云南大学赢得了“小清华”的美誉。1946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著名大学之一。同时，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云大人还发扬团结互助的精神，为内迁的西南联大及其他多所高校提供教室、学生宿舍以及教师住所，无私地给予援助与支持，为这些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从而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但云南大学仍然面临着诸多艰难。建国之初，徐特立先生在给云大物理学院院长张其浚教授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云南大学理工学院为国家培植重工业技术人才的学府，在内战破坏之余，其困难必倍于东北和华北，有赖有艰苦作风如诸勤工俭学同仁者，望足下长期留滇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大规模调整。云南大学的学科、专业、系所成建制被调整出去，最后只剩下文理两科共6个系，师生员工先后调出2342人。1958年8月，云南大学又由教育部放归云南省管辖。这对云南大学的办学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云大师生面对调整后“产后虚脱”、“元气大伤”的现状，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以一种负重进取的顽强精神，重整旗鼓，知难而上。五六十年代，教师自编讲义、自绘地图、自制实验器材，有效地保证了教学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为学校留下了大批宝贵的财富。当时，云大物理系的教师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研制了大批不仅在本省而且在全国都是第一的仪器设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953年，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亲率全国十大名校的校长、书记，到云南大学召开现场学习观摩大会，上百套包括力、热、声、光、电、电子、无线电以及核物理方面的崭新仪器陈列于会泽院一楼两大间的物理系实验室内，参观者为之震憾。杨秀峰部长当即在讲话中宣布：“高教部决定，由西南高教局即时拨款为云南大学建盖一座教学实验综合大楼以示表彰。”云大人又一次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在短时间内建起了物理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一个专家考察组到云大参观了物理馆后说：“在中国边远的云南见到这么美丽新颖的建筑，这是我们所没有意料到的。”正是有这样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云南大学在艰难中仍取得发展。1978年，云南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1工程”建设开展以来，云南大学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方财政的制约，加之云大作为一所边疆大学，少数民族学生多，学生中的贫困面大，学校办学经费极为紧张，基础设施严重适应不了教学与人才培养的需要。广大教职员工发挥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多方筹集资金，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推动了学校的快速健康发展。“211工程”建设一期建设期间，学校共筹集资金4680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学科建设。2001年，“九五”项目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云南大学在经费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学校以“211工程”为龙头，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全面实现了“211工程”的各项建设目标，部分指标超额完成，对云南大学的艰苦创业给予了充分肯定。“211工程”二期建设开展以来，学校自筹资金7300万，同时贷款6个多亿投入建设。为解决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学校新建洋浦校区，在短短几年内，在洋浦一千五百亩的土地上建起了29万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运动场和全新的软件学院。2003年8月，教育部周济部长在视察云南大学软件学院时高度评价说：“在西部地区，云南在全国来说还属于欠发达地区，云南大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好这么一个现代化学院，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体现出云南大学的同志们确实有一种奋发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

　　云南大学校长吴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一五”期间，云南大学将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传统和负重进取的精神，全面推进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为把云南大学建设成为西部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