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往往有“机”。高考人数持续下降，无疑将使高校录取率大幅提高，高等教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拐点逐渐显现。对于殷殷期盼儿女成才的万千中国家庭来说，“上大学”不难之后，“上更适合自己的大学”将成为第一目标。这就对大学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提出了紧迫要求。许多人认为，生源下滑的持续，将倒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加速期。
但危机不会自动转化为机遇。高教改革已进行多年，之所以仍不能让公众满意，根源在于难以突破许多体制、机制和观念桎梏。目前还只存在于局部、“初级阶段”的生源下滑，能否成为推动改革突破的新动力还未可知。
尽管生源下滑倒逼高教改革的形势尚不明朗，但这无疑是社会对高教改革发出的一个“加速”的明确信号，有智慧的决策者当不会对这样的信号视而不见。可以说，目前的高教改革正处于一个微妙的“窗口期”，加快改革将使高校的招生、办学针对社会需求变化而全面转型，真正办出符合公众期待和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面貌将为之焕然一新。
当前，生源下滑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社会公众、教育界如何看待生源下滑形势下的高教改革?半月谈记者在湖北、江苏、陕西、山东、广东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7期)
生源下滑动摇部分高校生存基础
生源下滑远未“探底”，高考“独木桥”变成“步行街”
用“盛极而衰”来形容最近4年高考报名情况，毫不为过。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考人数开始长达10年的迅猛增长，从当年的288万，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1050万，此后开始逐年减少，1020万、946万、933万、915万，形势急转直下。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说，生源下滑是近年来高考生源持续下滑和高校不断扩招矛盾的显现，目前在全国各省市普遍存在。计划生育导致适龄人口减少、低龄留学人口增加、中学毕业即外出打工等都是生源下降的原因。
“问题是，生源下降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大趋势，现在距离‘探底’还有很长时间。”山东一家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担忧地说。据人口学家分析，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达到最高峰，之后将逐年下降，到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减少30%左右。
海外高校争夺国内优质生源也是加剧生源下滑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之一，应届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人数占毕业生总量的比例虽不高，但在逐年递升。据广东省留学机构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广州出国留学申请低龄化趋势明显。“今年高中阶段学生申请出国留学人数同比增加了30%。”
“高考生源和出国留学两组数据的一降一升，突出反映了学生、家长对国内高等教育没有信心，开始‘用脚投票’。”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国内高校必须加强一种紧迫意识，因为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在与世界一流大学同台竞争。”
从“上大学”到“上个好大学”，社会观念悄然变换
“10多年前，听说哪家出了大学生，村子里的人会集体前往道贺;如今，再有哪家娃考上大学，邻居们已没什么羡慕，甚至还要担心他们家面临的大笔开销。”江苏省射阳县陈洋镇村民李吉林的一番话，道出了当前农村家庭对大学生这一身份认识的变化。
生源下降使得录取率大大提高。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685万人，预计全国平均录取率为75%，比去年增加近3个百分点。某些省份的录取率甚至达到90%，绝大多数学生不愁没大学上。
湖北大学招生办负责人介绍，高考的拐点已经凸显，“上大学”不再难之后，“上个好大学”就成为家长学生的第一追求，“好”除了“更有名”以外，还包含“更适合”。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说：“录取率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家长和学生对于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性更强，就业前景好的大学和专业仍然是社会需求的主流。”
部分高校面临“洗牌”，高教改革亟待提速
尽管高考“独木桥”大大拓宽，但并不意味着考生升学压力趋缓。“报考一本院校的竞争压力依然会较长时间存在。”华中师范大学招生负责人表示，3年至5年内，一本院校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对优质生源的争夺会趋于激烈。
但生源连续下降已让一些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民办院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据了解，今年江苏10多所民办二级学院的招生计划全都被削减，平均每所被削减了30%左右。不少业内人士预计，今年三本以下院校的生源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刘志业评价说，长此以往，“部分院校破产倒闭将成为现实”。
据教育评估机构麦可思的一项调查显示，高等教育市场正面临洗牌。当前，一本院校面临的是生源质量的竞争，二三本院校和高职院校面临的是更为严酷的生源数量的竞争。这类院校一定要注重特色发展，并应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停办的理性决定。
“部分高校倒闭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转型中必经的阵痛，高教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中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是大势所趋。”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认为，当前并不是高校太多，而是高水平、有特色的优质高校太少。生源下滑是中国高等教育新陈代谢的一次挑战和机会，可以倒逼高教改革升级提速。(半月谈记者娄辰廖君蔡玉高喻珮)
“寒门学子”进名校难：生源下滑的另一面
如果说，对当前的生源下滑感受到危机的更多是二三本以下院校的话，重点高校考虑的则是优质生源的流失与竞争问题。其实站在民生社会的视角看，重点高校的另一个“生源下滑”问题同样在不断深化，那就是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不断减少，导致“寒门学子”进名校难等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
农村大学生总体数量上升，但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近几年，各地高校招收的农村大学生数量大都逐年增长，但农村生源在“985”、“211”等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高校中农村籍学生比例已由10年前的48%上升到2011年的61%，但农村考生上一本的比例上升相对缓慢。去年，全国考生一本平均录取率为8.5%，680个贫困县为5.7%。
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表明，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例如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高校扩招后更加明显，目前这一比例仅剩一成多。
在山东省莘县二中，1500多名学生中90%来自农村，该校每年80%的毕业生能考上大学，但上重点大学的只有10个左右，考上本科院校的只有80人左右。“这说明现在的农村孩子上大学容易，上重点大学难。”校长周西政说，当前普通院校就业很难，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人生路才会相对平坦。据他观察，由于上重点大学越来越难，农村里一种“新文盲现象”正在凸显，一些家长对比上普通大学和打工的经济收益之后，渐渐不再鼓励孩子上大学了。这直接导致高中阶段辍学率和弃考率升高，以及“考不上好大学还不如去打工”的观念日渐流行。
先天不足、后天掣肘，多重因素叠加致高教“天平”失衡
广州外来农民工陈先生感叹：“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寒门子弟向上攀爬改变命运真不容易!”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重点大学农村学生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导致农村学生输在“起跑线”上。二是在信息渠道闭塞及应试教育“指挥棒”下，农村学生很难在各种加分项目和重点高校的自主招生等新政策中获利。比如，国内“北约”、“华约”高校联盟的自主招生考试，多是侧重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农村孩子天然就处在了弱势。第三，农村家庭教育缺失、公益帮扶机制不健全等也让农村学生进一步失去竞争砝码。
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是最主要原因。西安教育学会会长许建国说：“师资力量强、教育质量高的优质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城市，好资源加上好生源让一些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名额，而农村学校如果出一两个状元则很不容易。”
如今，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在转移和高度集中。部分地方政府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原则，在政策上向“重点校”、“示范校”倾斜，令教育资源分化出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
在城市里，农民工子弟离优质教育资源很近，但诸多歧视性的政策和高昂的入学费用使他们只能望洋兴叹。半月谈记者在广州外来工集中的白云区三元里社区采访了解到，不少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享受不到公办优质教育资源，在高中阶段辍学或放弃高考的情况越来越多。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农村家庭教育缺失等也是重要掣肘因素。在西安市教育学会会长许建国看来，农村学生要想读重点大学，需要背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并不是给予助学贷款就能够解决问题。“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重点大学的学生，不是单看他在高中三年学得如何，关键还要看有没有从小打好基础，以及在成长中是否有各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而针对农村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公益帮扶覆盖面较窄，力度也不够大，导致一些天资聪颖的农村学生最终落伍。”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寒门子弟上重点高校开辟绿色通道
专家认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下降，反映的正是城乡差别，以及造成城乡教育差别的农村基础教育欠账。在纠正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切实改善农村教育软硬条件的同时，教育部门还应从现实出发，完善高招环节，建立招生考试制度的多元评价体系和差异化的高校录取制度，让改革惠及更多寒门子弟。
针对自主招生中农村学生处于劣势的问题，一些高校已开始制订专门倾向农村生、贫困生的计划。据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主任郑庆华介绍，今年，在自主招生中，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针对家境贫寒、德才兼备的学生推出了自主选拔的“自强计划”。该计划面向21个省、区、市的56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约900余所县级及以下中学选拔人才。中国人民大学还推出专门针对家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生源的“圆梦计划”。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今年4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5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从今年开始的5年内，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约1万名学生将成为“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受益者，以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的方式考入大学。
据了解，实施专项计划后，贫困地区考生一本录取率与中西部平均录取率差距将由2011年相差1.4个百分点减少至相差0.7个百分点。这一政策也被视为在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
还有专家建议，应进一步为农民工子女开放城市教育资源，完善异地入学，积极推进异地高考的相关试点改革，让他们享有城市教育资源，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
“这些改革政策和建议有利于打破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让寒门子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采取多种举措，逐步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面，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半月谈记者许祖华郑天虹娄辰李江涛)
普及化时代呼唤高等教育“放下身段”
从正面意义来看，生源下滑带来的是适龄人口毛入学率的提高。随着适龄青年毛入学率的不断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早已告别精英化，当前正处于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特殊阶段，这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奉行数十年的精英教育模式将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社会公众不再“仰视”高等教育，而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对高等教育的第一要求，高等教育又如何尽快放下身段，适应社会需求培养适口对路的人才?这便是高教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高等教育不再“高”人一等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学龄青年(18岁～22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毛入学率在15%至45%之间为大众化教育，超过45%为全民高等教育即普及教育。根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的数据，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1年的26.9%。对于北京、上海、江苏等一些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省市而言，这一数字已超过40%。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到2020年，中国教育将是惠及全民的、更高水平的、更加公平的普及教育，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40%，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将比目前翻一番，达到近2亿人。
部分地方的目标更是超前国家的总体目标。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金陵科技学院党委书记陈小虎近年来曾到多个省份考察当地的教育规划。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根据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规划纲要的测算，到2020年全国的大学生毛入学率将达到49.5%，其中最高的省份达到65%。这表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时代已经越来越近了。
然而，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与数字反映出的时代要求不相吻合的是，我国部分高校的办学理念还显得相当滞后。特别是很多大学不愿意放下身段，总觉得高人一等。以这样的理念教育出的学生，难免有着较强的精英意识。可当他们进入社会找工作时，市场又残酷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张红霞认为，精英式的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是我国许多高校的“通病”。一方面许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学科设置、师资配备等方面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有些高校“唯”就业导向，在培养创新人才和跨学科人才方面表里不一，“口号多，实绩少”。
学生能否学到能力是关键
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学历的价值正不断降低，个人能力则成为唯一的人才衡量标准。事实上，能不能学到职业能力或专业能力才真正决定了大学毕业生能否在社会上立足。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认为，生源下滑“刺痛”了我国高等教育，而普及化时代逼近更为高等教育改革打了一针“催化剂”。近忧远虑之下，高等教育应及时转变发展模式，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建设。
山东省齐鲁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周卫勇认为，前几年的大学扩招浪潮也是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许多高校顺时应势走规模扩张之路无可厚非。当时高校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拼规模、拼校园上，多多少少忽视了办学质量的跟进。而当下形势已变，过去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简单的“通才式”教育就是典型问题。一些大学生向半月谈记者反映，从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他们几乎什么都要学，但很明显一些知识无助于提高专业能力，为了获得学分顺利毕业，却又不得不学。这让很多大学生困惑不已。
对于学生的困惑，一些高校教师表示，主要原因在于大学泛化的人才培养目标。近年来在扩招的大背景下，一些本不具备实力的大学拼命增加学科，抄袭一下别的学校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开课，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也无特殊的要求和培养目标，不同专业之间培养出的学生也无太大差别。这样的学生进入市场后，显然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
事实上，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纲要》的表述非常到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紧缺，学生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适应社会能力不强，学校办学体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没有活力……《纲要》在第十八条至二十二条给出了解决之道，其中二十二条“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促进高校办出特色”都是新增的内容，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针对性非常强。陈小虎说，尽管国家导向非常明确，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很多大学或者未能完全转变观念，或者面临体制机制上的阻力，还没有真正从市场需求出发设置专业、培养学生。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
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一些教育工作者、大学生们呼吁，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放下身段适应这一变化，为社会培养适口对路的人才。《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相关教育专家表示，这为我国高校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批院校正围绕《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培养理念，改革教学方式，积极适应社会需求。
西安交通大学先后进行了四项重大改革：提出“2+4+X”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工程坊”，推行本科生“书院制”，倡导“体育精神”的人才培养。这“四部曲”就是用实践来回答：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教育在西安交大特定校园文化里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因此，“四部曲”贯穿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创新、实践、管理、文化”全过程，形成对人才培养的一个完整思考和实践。
陈小虎表示，与那些承担众多国家基础研究的综合性大学相比，对于金陵科技学院这样的一般学校而言，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学校的服务领域在哪里，这些都需要给出答案。金陵科技学院直接瞄准南京急需的软件人才、文化产业人才进行课程设置。同时，要求所有老师都要在社会上找到连接点，否则该专业的设置就是多余的。(半月谈记者蔡玉高许祖华喻珮郑天虹)
加速!高教改革探索三大路径
生源下滑时不我待，高教改革任重道远。令人欣慰的是，高等教育改革问题已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殷切希望。今年3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全面指导，高教改革的步伐悄然加快。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高考招生改革、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教师评价管理体制改革等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三大路径。
自主招生的改革步伐应再快些
“与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高考的改革上，不如对大学招生允许做科学的多元的探索。”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考试只是工具，但现在变成了目的，所以现在的高考招生改革应该呼唤回归，重点在招考分离上下工夫。
2003年，部分高校开始自主招生试点。2011年，自主招生的试点学校已由最初的22所扩大至80所，且以“华约”、“北约”等高校联盟的形式出现，但“自主”的空间仅是获取了20分左右的高考录取降分资格。推行了近10年的自主招生一直广受诟病：貌似在增加考生选择权，实质上只是多了一次高考。高考的指挥棒没变，学生的压力更大，教学的应试性照常。
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秦春华认为，现有的自主招生给予降分优惠，仍然是按照分数录取。比较理想的改革方式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不用参加笔试。但这种方式又因为涉及教育诚信和中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而不被外界看好。
厦门大学教授别敦荣认为，自主招生涉及的生源只有几万人，这和整个高考生源相比非常少。实际上，高招录取制度需要放开，需要加生源，招生口径应该更宽、更具弹性、包容性更强。
2012年，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获教育部“准生证”，其被教育部批复的当年度招生方案也备受关注：采取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自行组织的复试成绩占30%。
这个方案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期望有一定差距，也远未达到大众对中国高招制度改革的期冀。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说，当前社会对南科大提出质疑，主要还是认为“自主”的程度还不够。那么高考成绩究竟应该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这无法一概而论，“如果国家能放开确定高考占比的决定权，放手让各个学校自己来确定，将会是迈向理想自主招生的一大步”。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改革方案，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
探索去行政化改革，终结大学“权力至上”
长期以来，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过强，大学办得像政府，大学校长通过行政力量指派，大学内部以权力大小、行政运作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大学管理缺乏活力，更谈不上创新思维。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认为，教育质量的背后是教育制度问题，最重要的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有了办学自主权，学校才能避免追求“大而全”的东西，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因此，必须真正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为厘清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些高校试图引进国际通行的成熟制度——理事会制，由理事会替代政府，成为学校的外部治理机构。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层面进行的合作办学，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模式。例如由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联合国际学院，由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等。而国内办学中，南科大在成立理事会上，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是深圳市政府创办，南科大的理事会成员由来自市政府的官员、学界、商界代表组成。朱清时比喻：“理事会相当于学校老板，它代表市政府，但不会干预我们的日常事务。它只是决策学校每年一度的大事，如财务预算的审批、正副校长的选拔等。这是去行政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理事会制下，学校没有行政级别，校长、副校长和各个部长、主管都没有行政级别。在此基础上，为确保“教授治校”，南科大成立初就建立了教授会作为教授自治的团体，学校所有的学术评价都由教授会来决定。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运来建议，应以立法形式确定大学章程，明确学校公共经费的拨付方式、大学治理的架构以及理事会的人员构成、遴选方式、任期、决策、问责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南科大的改革还未到达这一步，但已经体现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方向。
推行事业新机制，改变学术量化评价体系
目前，绝大多数国内高校以论文发表数量、科研课题数量、得奖数量来评价考核教师，把它作为职称评审、学术判断的核心指标，导致学术追求的畸形发展，论文抄袭之风严重，垃圾论文泛滥，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为了扭转学术量化评价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不少高校开始探索新的评价标准。在浙江大学，甘坐冷板凳、潜心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将得到学校“特殊待遇”，无后顾之忧地在前沿领域自由探索，享受高于所在学科同类教师平均水平的固定津贴或年薪;6年的支持周期内，无须参加年度考核，期满后由学术专家进行“同行评估”。这是浙江大学最近出台的“人才新政”中的创新举措之一。
中山大学在充分重视教学的前提下，不硬性要求青年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不以量化管理遏制他们的创造力。在中大，30岁出头，甚至30岁不到的教授、副教授并不少见，一些年轻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权威人士的关注。
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说：“对青年教师培养的最终落脚点是教学。他首先应该是个好老师，把自身的研究成果转变为学生创新的土壤。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让青年教师把精力放在本科教学中。”(半月谈记者郑天虹李江涛廖君许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