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线】：政策上决不让基层大学生吃亏
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成为最近的热门话题。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障碍在哪里？就业的天地到底有多大？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行为？3月7日晚上，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委员、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代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委员，应邀参加由《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举办的2009年两会系列访谈，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大学生不愿去基层情有可原
顾海良代表说，湖北中部一个中等城市搞了个调查，发现他们那里出来的学生，毕业时平均每十个人只回去了一个。
“这说明大学生还是回去得少，大量拥挤在大城市。这是情有可原的。”顾海良代表说。他认为，尽管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但大家一般都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到科学技术先进一点的部门、行业就业。“我们对就业的期望、就业的追求无可非议，但是任何一个就业问题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些岗位供求会发生很大变化。”
瞿振元委员也赞同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到普通乡镇，甚至到边远的农村，之间过大的差距，会在人才流向上、就业流向上造成问题。
“但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循环，越穷的地方越没人去，越没人去改变那里就越不行。”瞿振元委员说，“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说，你想要去大城市、大机关、大单位情有可原，但这个选择在另一方面又限制你，当大机关、大单位、大城市装不下的时候，到哪儿去？”
瞿振元委员说，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1998年高校扩招，当年招生108万，而今年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11万。这组数字看似很庞大，但是在顾海良代表看来，大学生实际上不是多了，相对还是少了，只不过就业的方向和结构都不合理。但是在现行条件下，就业方向结构一时难以得到改进。
现在这种状况下，合理的就业趋向，同时也是个人可能去的合理岗位，在哪里？瞿振元委员说，“我认为，应该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去。”
大学生到基层不是在荒废时光
2003年，团中央、教育部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郗杰英委员的儿子成为第一批志愿者。很多人不理解：你的孩子在北京出生长大，干吗要到下面去受罪啊？
郗杰英委员不同意这个说法。1969年，还是一名初中生的他来到北京玻璃总厂，从学徒工干起，从月工资16元开始挣起。多年后回顾这段生活，郗杰英委员说：“基层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状况，了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这些认知能让我们终生受益。”
尽管儿子这一代的年轻人与自己年轻时完全不一样——他们视野开阔，文化程度高，但是郗杰英委员说，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对基层的了解、办事的能力、动手的能力，还显得比较弱，应该到基层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郗杰英委员的儿子在云南做了一年的志愿者。这一年在基层的经历让儿子开阔了眼界：儿子要给农村青年搞图书馆，就动员北京的各个单位捐书，捐了书之后，图书馆怎么办？怎么搞图书编码？怎么让大家登记？他要自己一样一样去落实。
这一年儿子的收获太大了：知道了农村集体选举是怎么运行的，知道了计划生育工作怎么开展，知道了怎样在云南种烟叶……最重要的是“他把书本知识变成社会知识”。郗杰英委员说：“不要认为到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好地方，白开水有白开水的味道，基层有基层的味道。”
顾海良代表与郗杰英委员有着相同经历。也是在1969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顾海良就去了农村。他当过农民，当过生产队会计，也当过民办教师。“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都得益于这个年轻时的经历。”顾海良接触过的很多优秀人才，绝大部分也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大学生下基层不能在政策上吃亏
在采访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基层心存这样的顾虑：同时毕业的大学生在农村和城市的命运迥然不同。以医学院学生为例，在城市医生的发展可想而知，而在农村当村医，他的前途在哪里？
“现在的学生权利意识很明确，民主意识很强。在全社会按经济规律办事，劳有所得、按劳取酬大原则下，政策导向是非常重要的。”郗杰英委员说。他以美国开发西部为例，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西部？因为它有很强的政策倾斜。“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教育，要让他认识到基层对他成长的重要性、成才的重要性。另外，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要设有利益机制。”
这几年，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少鼓励大学生去基层服务的计划，比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等等。最近刚刚出台的国务院七条促进大学生就业措施中，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
“在有安排又是比较现实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导向——到基层去，也是当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选择。”瞿振元委员说。目前看来政府有两种政策，一是过渡性的，一是相对长一些、准备在基层的整个组织中、甚至是企事业单位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的。他强调，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政策，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把有关政策想得更明确一些。
“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当然有很多短期的措施。但是从国家来说，应该考虑中长期应对就业的战略。”郗杰英委员提醒，“从大学生培养的途径来说，他本人要体会到基层对他的成长作用。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说，应该让下基层的人、能吃苦的人，在政策上不吃亏。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合情合理且公平的。”
顾海良代表表达了与他们一致的看法：无论是哪种政策，都要对年轻人负责。他以大学生当村官为例，每年他都要送去基层当村官的武大学生，到了毕业设计的特殊时刻更要去与学生们谈心。他问学生们的想法，学生们的回答很多元化。“多元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只有一种选择。”顾海良代表说，“ 政府要自始至终对这些人负责任，提供多种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并不是由计划经济包起来。”
大学生下基层政策定要落实到位
一个学生给郗杰英委员打电话：郗老师，听说中央对大学生就业有很多政策，但是我到工商局去问有什么优惠政策，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去银行贷款，他们说：“你小青年贷什么款？”
这个电话让郗杰英委员深有感触：“政策的落实还需要时间，政策能否有效还需要评估城乡差别。”国务院出台了七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可他更看重的是“第八条”。
“这么多好措施，怎么让大学生直接感受到，而不是说着好听、看着好看。得管用。我说的‘第八条’就是明确责任，要落实这个事。”郗杰英委员说，“现在我觉得这件事光靠学校不行，单靠工商部门、单靠银行也不行。大家各负其责。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落实。”
中国农业大学每年有3400多名应届本科毕业生，2006年以来每年都有500多人到农村和基层单位就业，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到农业生产一线自主创业。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当地的骨干。对此，瞿振元委员很有成就感。而在成就感的背后，是很多外人看不到的学校所做的工作，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大力宣传国家政策，争取让每个学生都心中有数；校内出台配套措施，比如对到西部或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3年以上的未获国家助学贷款或贷款未达标准的毕业生，给予差额奖励等；更要与到基层工作的毕业生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感到在基层不孤单，有在基层继续工作下去的意愿……有人评价，这么多琐碎工作，不是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对此，瞿振元委员也同意，“把这个事情过多地推给学校，推给教育，其实是不公平的。就业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
顾海良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心，各级地方政府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不是学校自己的事。学校做了很多工作，一旦学生下去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对他们来讲也会造成其他想法。”他说，“政策怎么落实下来，落实到位，使下去的人不感到吃亏，不感到心寒，这太重要了！” 本报记者 原春琳
